余秋雨说过：“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正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在我看来，中国的文化太过繁富，中国的生命又太过固执，这片广阔的土地，慢条斯理地承受过一次次现代风暴，依然款款地展露着自己正气昂然的面容。她把最强悍的生命，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期盼，付之于众目睽睽。让人不敢妄加评论，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生活在岳飞的故里，让我对那个时代，那个人物一直有种莫名的惊恐。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感叹和记忆。有时，我甚至怀疑他真的存在过。中国文化，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他又究竟是胜者还是败者。
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岳飞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年代。自身也是同龄中的佼佼者：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武功用兵之术自然也是登峰造极。然而，在两宋文宦盛行的时代，他并不选择安逸，却选择了战场一线。与“魏晋风度”不同，当然，这也取决于社会环境，岳飞并没有嵇康阮籍的闲性与不羁。这个社会本应感激他，以他的性格，对黎民的生死绝不会坐视不管，他也淋漓尽致地禀承了“忠”和“孝”。这种正直与义气彼此心照不宣，浓烈到几乎淡泊。然而，仅仅是一纸“莫须有”的无端罪名，才让他踏上绝望的不归之途。
        这个罪名太沉重，我总是不忍谛听。宋朝对武官太过堤防，甚至于北宋灭于蒙，南宋灭于金，甚至于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我还是惊恐于岳飞，这个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作了某处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追求忠孝而浑身焦灼，力求抗敌而处处分裂。他以昂贵的生命为代价，标志出一种无畏的文化人格。
       我幻想有一天能邂逅那个久远的年代，向文化致敬。